秋风秋雨入茶来

    百余年前日本有一个精通茶道的艺术家，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悠然地点起茶来喝。有人规劝他说，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

 

    在一个炎热不堪无法入眠的夜晚，我把Thomas Merton的《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读完了。我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尾会是如此的感人和震撼。如果没有那个结尾的话，整部书将是多么平庸和絮叨啊。就好像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用那么一个十秒不到的结尾，拯救了整部电影。我好想把这本四百多页的书推荐给每一个新教徒，可是……又有几人能够理解、能够下沉到那无言的大爱、悲痛和孤寂当中去呢？我听到上主对我说：“你会在我里面死去，为了这个目的，我的慈悲创造了你…That you may become the brother of God and learn to know the Christ of the burnt men.”孤独就是大爱，因为我已经将我的誓愿、和天性中最美好的感情都包裹进了耶稣的尸伤里面。Solo Deo，Solo Deo（唯独天主）！
  “来，在我的劳苦中安息，
    在我的悲伤里枕放你的头，
    不妨拿走我的生命，我的鲜血，
    ……拿我的死，替你自己买来较安逸的长眠。”
             Thomas Merton的诗

      今天读到龚鹏程《唐代的文人与佛教》一文中说“季羡林说：‘司空图明确地认识到诗禅的一致’（《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1999），司空图何尝讲过一个有关诗与禅的字？而季老先生居然可以如此斩钉截铁地胡说。…大部分论者…对佛教教史教义欠缺基本常识，便冒冒失失高谈阔论起来，…这个论域中错误特别多，知识贫乏为一大原因；而更糟的，是常不自觉自己不懂，反而欺侮读者反正也不懂，堂而皇之地大卖野人头。”不觉苦笑。平心而论，在大陆学者中季羡林对于佛教并不是一窍不通的，但是季老有时候会说了糊涂话而不自知，亦情有可原。现在一打开唐代文学史，好像唐代诗人人人信佛，且人人修南禅一样，这句诗也“富有禅趣”，那句诗也“禅理入诗”，实在是莫明其妙呀。

 

      今天读到周作人《明珠抄六首》（收《秉烛谈》），文字颇亦有解颐处。若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读到这些话，难免会手足起舞，如：“《赌棋山庄笔记》三《稗贩杂录》卷一有云：作文喜学通套言语。相传有塾师某教其徒作试帖，以剃头为题，自拟数联，有‘剃则由他剃，头还是我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等句。……以愚观之，剃头赋与《送孟东野序》实亦五十步与百步之比。”“查《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简斋书》有云：‘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夫姚惜抱何人也？即与方望溪并称方姚为桐城派之始祖者也，其一鼻孔出气本不足异，唯以一代文宗而思想乃与《玉历钞传》相同，殊非可以乐观的事。”观周作人小品文的流露，最鄙道学家，某教都是“有趣”的，若是成了某教徒，则诚不敢恭维者也了，如顾炎武等因为说过“愚案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说客气点是“没有什么思想”，说不客气点就是“为圣王效驱除之用”，《日知录》若是在乾隆朝被当作明季的遗毒禁毁了也是活该。
    攻讦道学，就跟今天骂骂体制一样，原也是有意思的事。但是我想，道学家和“假道学”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以为道学家就必然是假道学，宗教徒的书就活该被查禁，似乎过了。莫若自己能行，再去批那些光说不能行的假道学，才有分量；如果费力地争“自由”，除了女权性权，最后连当汉奸的自由也一并争到了，难免分量不够了。

     那个风急露冷的夜晚，在庭井里挖冰淇淋吃，突然想起生在浙江的话，夏日里便难得这样凉风飕飕的夜晚。去杭州植物园闲走的时候，看到竹林下设座可以冲泡桂花藕粉羹的，便妄想能暂居于这样的庭园。若是在晚上乘凉，布一几一榻，手自烹茶调羹，清风徐至，月轮半窥，头上则篁竿摇耸，娑娑作响，此时可漫想心事，也可什么都不想，只是听风望月而已，这样的生活该有多好。
     可是没有可能的。周作人曾经说：“我初来北京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好点心，曾经发过牢骚，并非真是这样贪吃，实在也只是觉得他太寒伧，枉做了五百年首都，连一些细点心都做不出，未免丢人罢了。”（《苦口甘口.苏州的回忆》1944，又见《知堂集外文.南北的点心》）听到这样的话必然有人不服，且不论北京是否真的没有拿的出手的点心（有些人说北京有纯奶油萨其玛、伏苓饼、核桃酪云云），难道江南的点心就真的像某人吹得那么好吃吗（去过南京夫子庙、上海豫园的人未免大摇其头）？如果不是在苏南、浙东生活过的人，的确是很难理解周作人的意思的。
     陆游云：“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苏轼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那么，所谓青灯之“味”究竟是什么呢？据说用菜油的话灯火显青色，如果用别的油光色当有殊异，就没有“青灯之味”了，现在使用台灯，自然就没有“灯下读书”那种味道了，即使装上青蓝的磁罩也不行。我看到很多北大学生可以在日光灯下读书，实在是感觉不可思议，可能在日光灯下苦背托福单词罢。

    费希特打着康德体系代言人的幌子，把康德的话全糟蹋了。费希特在《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的“序言”中骄傲地宣称：“我的体系同康德的毫无不同之处”，虽然康德不同意，但是康德已经垂垂老矣，无能为力了，只能由他去乱搞。
    今天他对我说，费希特的哲学论证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行话的轰炸，或者更像是唱戏。戏的梗概如下：先是自我意识得以产生的主体，主体的命运是通过“限定”自身而认识自身，这一伟大的冒险只能借助客体才能实现，客体是主体设定的，但又作为主体的否定而与之对立，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主体每一次朝外的历险都是一次自我的异化，只有经过长期的自我分裂和艰苦跋涉后，自我才能找到圣杯（圣杯原来是“理智直观”），自我最终获得了自由。自我限定的“过程”并不是在时间中发生的，因为时间不过是它的一个产物。这出戏剧，细节上容有出入，但经过叔本华、费尔巴哈、马克思，一直到海德格尔，陆续上演一遍。它在说服力上所欠缺的，却在魔力（催眠力）方面得到充分地补足。
    我当然听得目瞪口呆。在各种人文知识当中，我最悚哲学了。如果你在史学方面显得外行，你可以推诿给你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你没有花时间去学外语、接触相关的研究成果等等。但是如果在哲学论题上显得外行、可笑，你就毫无推诿之余地了，貌似没有任何论证、推理是对你保密的，如果你不懂，只能说明你脑子不够聪明，仅此而已。
     那么，脑子不笨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呢？就算是费希特在唱戏罢，也必须是那些最有勇气、心智最敏锐的人才有能力登上这个戏台子罢。比方说守城好了，也有一触即溃，丢了城池弃甲曳兵而走，被敌人追着宰杀的；也有顽强、有技巧地坚守，予敌以打击，但攻城者也豁出去了，死命攻进去把守军灭了的。虽然都是城破人亡，但意义岂可同日而语哉？古来至今，无非是摆了两个戏台子，你或者在你的戏台子上卖力地唱戏，或者站在自己的戏台子上嘲笑别人卖力地唱戏，或者在戏台子下伸长了脖颈津津有味地看别人唱戏。

 

     司布真（C.Spurgeon）在一次讲演中说：“先生们，圣经中有很多经文，你们只有在受到试炼、有了亲身经历之后才会完全明白它们的含义。有一天傍晚，我忙碌了一天之后骑马回家。我觉得疲惫不堪，非常沮丧，就在那时，一节经文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回到家里，查看这节经文的出处，…于是我说：‘我应该知道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大笑起来。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亚伯拉罕那圣洁的大笑是什么。它使疑惑显得那么荒谬可笑……哦，亲爱的弟兄们啊，要做伟大的信徒！小小的信心就可以把你们的灵魂带上天堂，但很大的信心能把天堂带到你们心里。”
      William William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95)

    因为Jonathan Edwards坚持没有悔改的人不能领圣餐，触怒了北安普敦教会的会众，1750.6.22教会投票罢免了 Edwards的牧职。1750.7.2 Edwards对会众作告别布道，他选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12,14）“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们更是这样。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象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如果教会可以通过投票来选立牧者的话，我想连保罗也免不了被哥林多教会投票罢免。因为神学问题而投票罢免牧者是多么幼稚的事啊，如果会众自己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还需要牧者作什么呢？

 

      当疯牛病在欧洲出现时，英国农业大臣和欧洲大陆的官员立刻宣布他们准备“毁灭（détruire)”几百万头牛！（结果好像屠宰了一千五百万头牛）我感觉欧洲的世俗化文明已经变得穷凶极恶，歇斯底里了。假设那十五或者二十个人真的是死于食用牛肉而引起的精神疾病，真的有必要杀死一千五百万头牛吗，难道一头牛的生命价值仅仅等同于一个人的一百万分之一吗？况且，况且正是由于工业化的饲养环境：拥挤、肮脏、圈禁，让牛吃化学饲料甚至羊的废弃物，才引起了疯牛病。欧洲人为什么一方面空洞地谴责关押人的集中营，一方面卖力地屠杀一千五百万头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牛呢？

 

  1959年，三位美国学者实地考察台湾教育文化状况后，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 desert），李济以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说：“一、最初接受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文化沙漠》，《自由中国》卷二一第十期，1959）香港是“文化沙漠”就不用说了；只要读一下八十年代前台湾学者写的书就知道台湾是何等“文化沙漠”了（九十年代后，台湾学者当年写的烂书纷纷流入大陆再版重印，大卖特卖，颇以‘文化’‘国学’相标榜，真一奇也）。1950年以后，中国两岸三地竟然一道变成“文化沙漠”，huhu。

尼采的耳朵：现代文化的立足点是什么呢？我已经看到那个令人讨厌的资产者的接班人，就是“末人”，是平等精神、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无神论三者的结合体。
Angelus Silesius: 西方文明的危机是哲学的危机，我们阅读修昔底德的作品，认为希腊的衰亡只是一种政治现象。
尼采的耳朵：作为“末人”的无神论者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差别的。
Angelus Silesius: 苏联帝国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其理论的虚假和陈腐，在这方面“自由世界”也相去不远。

他：贵族政治中至少还有平民党，平民政治中没有贵族党。

尼采的耳朵：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正在效仿古代的暴君，他们发现满足民众的愿望比满足敢于对抗的贵族更容易。

 

“你看天使穿过天空，感受它们无穷无尽的感觉。
  我们的白焰只是它们的凛冽。你看天使燃过天空。”
       ——里尔克《晚期诗作》之四十三首

 

“我曾浪游在许多风中；你也千百次随风飘移。
  我带来自己找到的一切：你是圣餐杯，盲人需要你。”
         ——里尔克《祈祷集》

    1962年1月3日教宗约翰二十三世革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教籍。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反党集团”罪名，再次受到批判和审查。
    1962年，手塚治虫对“虫”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让我们制作电视卡通罢，每周播放一集。”当时卡通胶卷是每秒24帧，如果是三十分钟的卡通，就是1800秒，每周需要制作43200张画！而“虫”工作室只有20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时的东映电影公司。他们聘用庞大的创作人员制作一个半小时的卡通电影，也要整整一年。
      手塚想了很多的办法来减少画片的制作数量，包括“静格画面“和“动画仓库”的办法：将使用过的每张画片进行编号、分类保存，比如如果是人物类，就根据阿童木、茶水博士这样来分类，然后将每一个人物根据发怒、哭泣、惊讶、手、鼻子来细分，这样在下次需要的时候可以重复利用，背景（如云、雨、波浪、喷火、悬崖、星星）也要进行很细的分类。于是“虫”工作室决定将《铁臂阿童木》制作成第一部国产电视卡通。从1963年开始，《铁臂阿童木》开始在富士电视台播出。手塚等人在半年时间内拼死努力，工作室成员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都是彻夜工作。
    《铁臂阿童木》在电视播出的时候，手塚治虫看到画面连接十分糟糕，浑身冒冷汗，闭上了眼睛。然而，报纸上却出现了肯定性的评论：“手塚治虫在卡通中，很善于运动静态画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印象。……他的这种方法，一定是从歌舞伎‘亮相’中得到的启发。这完全是一种日本式的创造罢。”
     孩子们看到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漫画里的阿童木，在电视里开始说话了，都乐坏了。由诗人谷川俊太郎作词的主题曲，开始深入人心：“飞过蓝蓝的天，啦啦啦，在群星中穿梭，来吧，阿童木……”当电视中传出这首歌的时候，不仅是小孩子，连高中生、大学生的哥哥姐姐们，甚至是父母们也挤到了电视机前（1980年，手塚治虫作为日本的文化大使去联合国总部和普林斯顿等美国大学作演讲，当美国人听说漫画和卡通是日本重要的文化形式，连大学生也看漫画时，都觉得不可理喻）。
    《铁臂阿童木》的收视率平均在30%以上，成了富士电视台的看家节目。而“虫”工作室的人员却日渐消瘦，大家将《铁臂阿童木》叫作《彻夜阿童木》（‘铁臂’与‘彻夜’谐音）。同年九月，美国NBC电视台开始播映《铁臂阿童木》（astro boy），随后有几十个国家开始播放这部卡通，中国大陆于1980年播放《铁臂阿童木》。

 

     1988年3月，手塚治虫在东京接受胃癌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5月手塚出院，又开始工作。11月，上海举行卡通纪念活动，邀请手塚担任活动的五位评审员之一。妻子想阻止他前往，“不行！”手塚固执地一定要去。从上海回国后，手塚又住进医院，12月初动了第二次手术，不过病情恶化医生已无法回天。“我不能无所事事。”手塚在病房里放了一张书桌，又开始为三部漫画连载和三部卡通作画，癌症晚期出现了剧痛，手塚边靠吊点滴来镇痛边创作。1989年1月末，手塚的体重已经剧降到40公斤，陷入昏迷且梦呓，他在梦呓中还是在说工作上的事。

 

      “我对未来的孩子们充满了期待。在太空站、月球出生的孩子们，作为一个人是如此得渺小，正因为如此，自一出生他就知道，人类必须齐心协力才能生存下去。而且，他们完全能够理解，人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都像人类一样生存着，它们也是不断繁衍着后代的生命体。也许只有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能拯救脆弱的地球。”
                                        手塚治虫

    人文学者就像在图书馆上班的老处女。今天他对我说，你知道，当我大学时的第一个女朋友跟我说其实学校的钟楼是阳物崇拜的象征时，我感到晕眩。我是怀着那样渴望探究世界之奥秘的兴奋和好奇而进入了大学，但是当我得知所谓“世界的奥秘”就是这种东西时，I feel that's not what I need。弗洛伊德版的“认识你自己”就是把我们领到睡榻，在那儿耗尽了本当用于把想法提升为知识的能量储备。

 

  你知道，他说，美国是一个没有悲剧意识的国家。没有悲剧意识的国家，能够称之为一种文明形态吗？当然，美国也没有天主教传统，没有殉教者（捕杀女巫和共产党员倒是有的），没有哲学困惑（只有自信），你知道被传教士所感化的野蛮人吗？他们听也没听说过犹太教，一下子就皈依了基督教。德国人就是美国人的传教士，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话，我打赌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会听说俄狄浦斯。法国认为大革命失败了，倒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没有建立起来，而是革命最终把权力都给了资产者。“资产者”是欧洲文明的失败，我指的是那些品位低下、自私、缺少崇高感和哲学思维能力的人胜利了。所有反对“资产者”的努力——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失败了。但是在美国，压根儿就没有人想去抵抗过“资产者”，用“资产者”来称呼美国人也很别扭啊，美国人喜欢称自己为“中产阶级”，这个词没有什么特定的精神涵义，不像“资产者”那样有那么多对立面——如贵族、圣徒、英雄或者艺术家，它仅仅表示一种不错的状态（如果穷人少一点就更美好了）。美国还有牛仔裤，美国出口的蓝色牛仔裤把所有国家的青年人团结在一起，蓝色牛仔裤在全世界宣传民主价值观的巨大作用，即使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国父们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无法与之匹敌。

     胡适为了证明白话也可以作诗，作了不少白话诗，有些白话诗实在是经典的，比如那首“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就为不少人所挖苦。新体诗草创的阶段，写得幼稚一些是可以的，比如曹丕刚刚草创写作七言诗的时候也是比较幼稚的：“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但幼稚的新体诗应当让人看到新体诗的希望，而不是让人看到新体诗的绝望。读了胡适的“诗”，别的方面暂不说，基本可断定他是一个没有品位的人。

     1943年，闻一多致函臧克家说，诗人也应该懂得历史，因为世上没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他“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中看出诗来，而还能懂得诗”。

 

     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是因为中国政象已类大厦将倾，故“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任，正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建议胡适“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然胡适回国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他在1921年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

 

   “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

      鲁迅曾经说过青年人最好少读或不读中国古书。不过他私底下给他朋友许寿裳的小孩开过书目，计12种，而且都是古书。鲁迅可能不觉得矛盾：因为愚人渎了（愚人写的）中国古书会耽于愚的状态走不出来，而愚人读（智人写的）西学书则没有弊端。不过，智人读愚人写的书几乎没有危害，所以许寿裳的小孩可以读。这是鲁迅的心理。
    对于胡适开的那份恶心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眉头一皱，说“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这是鲁迅的心理。

 

     要用哲学去给学生洗脑是很不方便的，且不说哲学的论证未必毫无破绽，即使很高妙，普通学生也未必理解得了。但是要用史学去给学生洗脑就太方便了。甚至不用篡改史实，只要不告诉他们史实，不鼓励他们读书就行了。只要逼学生每天作物理化学题，不读书，就成功被洗脑了。
     胡适很赞许“新俄”，他曾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1926年胡适与共产党人蔡和森辩论自由主义，说“共产党所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
      民国初年“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段与美国的影响休戚相关。陈独秀在1918年底还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在次年受杜威影响也喊出“拿英美作榜样”的口号。当巴黎和会传出威尔逊最终“背叛”其民族自决的主张后，由于美国不可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前途就此断送。1923年底北京大学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得51票居第二。中国未来二十年政治走向之命运已经隐约可见。

 

      清季朝廷颁布“立宪”上谕时张謇发现，“立宪之谕，人以为假”；而他却“以为天下之人当咸以为真。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则真真矣！”（张謇致袁树勋，收《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