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秋雨入茶来

      走啊走，低头看到比萨人Burgundio(12世纪早期)的墓志铭上写着说：“Omne quod est natum terris sub sole locatum. Hic plene scivit scibile quicquid erat.”（大意：‘埋葬此地者通晓世间所有的知识’）

    “1979年1月11日伊朗国王出逃，2月11日看守内阁倒台。伊朗充斥着狂暴情绪，许多同旧制度合作过的伊朗人遭到搜捕和拷打，或就地处死。根据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政府’的理解而制定的新刑法开始付诸实施：日常肉体伤害行为受到以血还血的报复，方式是在伤害者身上制造一个同样宽、同样长和同样深的伤口；同性恋被行刑队枪决；通奸者被用石头砸死。”到那时，福柯将何以自处其中呢？
   “去年夏天，伊朗人说，‘我们准备成千上万地死去，非把国王赶走不可’，”福柯在《世界报》的评论说，“而现在是这位阿亚图拉在说，‘让伊朗流血吧，否则革命没有力量。’在这两句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共鸣，也正是这种共鸣使二者互相连成一气。”

 

    尼采的Daimon像希腊人的Daimon一样，是一个命运之神。他提出这样一个难题：为了成为自己，人们不仅应欢迎混乱、超越性和那种重新启动的权力，而且应该接受过去一切不可变更的方面，接受现在一切不可控制的方面，并接受将来一切出乎意料的后果。（尼采《快乐的科学》）

 

     国家通过刑法改革、公共卫生、医疗救济等调整生活环境的新机制，使得流行病和饥荒的危险减少了。常常无缘无故受暴力蹂躏的社会，逐渐为一个由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管辖的社会所取代。这种国家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合法地使用武力。死亡现象仿佛成了某种可耻和危险的东西。（福柯《规训与惩罚》）
   “死亡曾经是尘世的统治权被另一种更强大的统治权解除的方式。”福柯说，“死亡是权力的极限，是权力无法控制的时刻。”

 

      夜，又是一次同死亡的夜间搏斗，我想我了解许多种肉体的痛苦，但哪一种也没有这样难受。连灵魂都好像在死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夜我的灵魂真的死去了，我此刻有了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者是因为有一条路正好穿过地狱？（Malcolm Lowry，Under The Volcano）

      "Dieu seul est grand, mes frères, et dans ces derniers moments surtout où il préside à la mort des rois des la terre: plus leur gloire et leur puissance ont éclaté, plus, en s'évanouissant alors, elles rendent hommage à sa grandeur suprême"

              (Jean-Baptiste Massillon主教在路易十四葬礼演说的开场白，Oraison funèbre de Louis XIV)

 

如果但丁没有说出来，那么十个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就会永远哑然无声，不是死去，而是无声地活着.

 

     对于那些坏人，自私的人和无能的人，“自然”及其真理永远是一本密封的书：这批人对自然之了解是卑鄙的，肤浅的，渺小的；只是为了日常用途而了解它——“狐狸”对于“自然”不是也有点了解吗？的确了解：它知道鹅住在什么地方！（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但丁；莎士比亚》）

     艾滋病流行的时候，就像中世纪的瘟疫和阴惨的死亡狂欢。“法律中止了，禁令解除了，人们对正在逝去的时间表现出疯狂的激动，各种人的尸体被随随便便地混在一起，人人都露出本来面目，抛弃了他们的法定身份，听任一种完全不同的真实昭现人间。”（《规训与惩罚》）
    有时候感觉生命真是很奇妙的一种东西。只有死亡，才能挤压出生命的真相。不朽之物对于必朽之物的思考？的确，每个人都拥有必朽的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从事不朽的思考。《以赛亚书》22:12－13有云：“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到那时，福柯将何以自处其中呢？

   “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福柯，1963年）

 

   “如果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异样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福柯《快感的利用》）

 

    黑格尔和歌德其实是同时代的人

   “然而，进一步的论证就决不是基督教的了，而是很接近尼采理解为对生活的狄奥尼索斯式（Dionysisch）辩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基督教超越了对于生命的古典拯救，因为它也接纳了表面上与生活相抵触的东西。它也教导我们令人厌恶、可恨的、应当逃避的东西。‘卑微和贫穷、嘲弄和蔑视、屈辱和不幸、受难和死亡’被承认为神性的。……与《Satyros》中的自然相同，它既是‘初始之物’，也是‘悖理之物’，是自我矛盾的统一。在论自然的片断中，生命是‘它最美丽的发明’，而死亡则是‘拥有众多生命的窍门’；生和死是同一个永恒的大海。”歌德所思考的是保罗向外邦人所传告的基督教吗？如果我问，歌德不对在哪里？无疑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2-6）

 

   “艺术家不可以急于以自己的心灵进入纯粹的事物，为自己的灵魂拯救操心；他的伟大的、自由的灵魂必须本来就……知道和拥有灵魂的安顿之处，信赖它，在自身中充满信心。”（黑格尔）

     为什么昨晚却梦见了舟山？…为了保持怀旧的感觉，紫檀螺钿的桌面上摆设着老相片的镜框。还有垒在一起的五斗橱。房间转来折去有很多，我坐下来的那个房间有一扇门通向庭院（似乎有追逐嬉戏的儿童？），我的赤脚踩在漆过的地板上。
     在马上就要考GRE的日子，却梦到了舟山…我是想在那里默默地坐下来吗？那里有大海不竭的涛声。夏天那腥热的海，冬天那寒冷的海…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左传.定公十五年》孔颖达疏）感觉孔颖达这个定义还是很牛的。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左传.昭公五年》）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楚庄王寝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曰：‘请用牲。’庄王曰：‘止。古者，圣王制祭不过望，濉漳江汉，楚之望也，寡人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闻之曰：‘楚庄王之霸，其有方矣。制节守职，反身不贰，其霸不亦宜乎!’诗曰‘磋磋保介’，庄王之谓也。”（《韩诗外传》卷三）
      中国文化中能够抵御猥琐的那些东西难道都消失了吗？也许有人说，楚庄王哪能说这样的话，这个故事分明是战国人编出来的。不过，现代人能够想到这一层，不正是变得猥琐的表现吗？

 

     前几天又钞了几个小人物的文集，有一人叫易其霈，大约是同光年间广东鹤山的一地方文人罢，读他文集前面关于儒学经子的议论，觉得他还算是一个头脑敏达的人，比如他说韩愈尊孟而许墨，看似矛盾，其实圣贤拒异端，非恶异端其人，以卫道也，韩愈排佛，其有隐衷乎？（《书韩昌黎读墨后》，《四益友楼文钞》卷一）又说“凡儒者未到周程地步，效孔颜乐处即为老庄”（《与吕叔骏书》，《四益友楼文钞》卷五），都说得很精稳。可以读到文集后面关于中法战争的议论，简直吓人一跳，或说以烟雾芦苇掩护以火舟在广州湾上攻击法舰；甚至说夷人徒恃舰船，不利陆战，如今肆胆登陆，乃是汉奸教民暗通之故，天主教民实乃我陆防大患，今宜绳以刑典，宣以大义，责其戴罪立功，潜入法军军营，侦刺敌情，散布谣言，甚至焚烧敌军械囤积，敌必军心大溃云云（《三上李学士书》等，《文钞》卷五）……简直颟顸昏话喷得满纸都是，看得人无语。什么叫“局限性”呢，这就是局限性呀。其实每个人都有局限性的，只不过有些人固知自己有局限性，有些人却以为自己生在英特网时代看过原声美剧又读了钱穆的几本书就以为自己古今中外什么都懂了。

      这几天去中科院图书馆钞清人别集，有些文集是地方上比较没名气的读书人写的，竟然也刻书。看多了庙堂事迹，偶尔看看地方上的故事，也能开一点眼界。比如读到很多地方上的烈女贞妇的事状，其中有两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一个是广东大埔人张曾璇的女儿，订婚时年纪尚小，丈夫才九岁，不幸入室而夫死，于是守寡终身（邱晋昕《张贞女传》，收《邱太守文钞》，《茶阳三家文钞》卷六）；还有一个郭氏是浙江诸暨人，字春姑。郭氏尚未出生时，其父与黄氏指腹为婚盟，后来黄家远徙，再无消息，郭氏长大懂事后偶然得知这件事，誓不愿嫁，守贞至死（郭肇《郭贞女传》，《东埭文钞》卷四）。

     读了这类事迹心里照例是很不好受的。还有一个壮烈的故事给我印象也比较深：
     吴凯，字南柱（一字台伯），浙江诸暨人。家贫，年十九隶凤阳卫伍籍。马士英督凤阳时，偶然与吴凯语兵事，十分器重，署为督标右营。后吴凯与川楚农民起义军战，屡建军功，升左都督，在南明宏光朝协守浙东。宏光朝灭亡后，退守温州，有持马士英书招降者，吴凯复书云：“向沫鸿恩，未遑图报，期以他日捐躯酬国士之知，未为晚也。凯，暨阳一匹夫耳，禄享千钟，不为不厚…迩遭国家多难，正臣子报效之秋，不意相公手握朝纲，身总机务，苟且偷身，以希荣宠，律身不忠，教人不义，凯自顾七尺昂藏，一腔热血，恨未能如申包胥之痛哭秦庭，庶几如鲁仲连之身死东海……”清军略温州，凯率麾下拒战力屈，伏剑死，同死者吴尧宰等一百二十三人（郭肇《明吴总兵传》，《东埭文钞》卷三）。

     有一个问题其实困扰我很长时间，同样是为一个非功利的、抽象的原则殉死——前者“殉贞”，后者“殉忠”。为什么看了两则烈女的故事，很为她们感到痛惜，认为她们所作所为不值得；而为吴凯的事迹感到感动，认同他的抉择呢？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种生命领悟的区别。对于张贞女、郭贞女来说，一个刚入门九岁的“丈夫”就死了，一个甚至连“丈夫”是怎么样一个人甚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们都不是为了具体的人和情感（如‘爱’）而死的，而是为了一种与生命体验毫无干涉的冷冰冰的道德律令而死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自残。而吴凯不同：身边的战友，家乡的父老，他身处的文化认同，都是“loyalty”这一价值观的经验具体。“忠”对于他来说并不是某种抽象蛮横的道德律令，而是他炽热的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果他选择了苟且偷生，那么他的生命体验就萎缩、枯干了。他最终没有为恐惧和懦弱所支配，而是皈依了勇气，克服了始终困扰着生命意义的虚无感；他选择有尊严的牺牲，完成了生命的圆极。

       昨天看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出版社2002第3版）……错误实在是太多了，严重影响了阅读速度。在朋友的帮助下，参校法文原版（Jacques Le Goff，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Éditions du Seuil, 1985），发现误译、脱译、甚至乱译一气的地方比比皆是。随便举些例子吧：

      “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deux cités）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cités）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11页）[“两个国家”当译“两座城”，看来译者不知道奥古斯丁写过《上帝之城》。]

     “12世纪的知识分子…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11页）[当译“（追求）真理——时代的女儿”。学者不是filia temporis，真理才是。译者不懂拉丁文，只能请教别的副教授。可是该副教授的水平也……]

    “西方国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伯拉尔对于表示遗憾，他敦促侍奉圣灵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exhorte les religieuses du Paraclet à combler cette lacune），这样就可以在文化修养上胜过男人们。”（12页）[当译“保惠师修院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Paraclet(παρακλητος)是“圣灵保惠师”之义，这里指彼得.阿伯拉尔创办的修道院的名字。阿伯拉尔于1121年卸任圣德尼修道院院长后来到Ferreux-Quincey隐居，随后创办了这个本笃修道院（一开始是学者村性质的）Oratory of the Paraclete。当他于1125 赴布列塔尼St. Gildas修道院任院长时，就把Paraclete修院转给了他的爱人哀洛伊斯Heloise，哀洛伊斯担任Paraclete修院的女院长，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142-1792阿尔伯特和哀洛伊斯并穴合窆于此。译者竟然不知道Oratory of the Paraclete，完全乱译。]

   “有一个翻译小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为翻译古兰经而组织起来的。”（13页）[彼埃尔.维尼拉比利Pierre le Vénérable当译“可敬的彼得”]

  “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foires de Champagne）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17页）[译者竟然不知道“香槟集会”，却翻译成了“香槟酒交易会”，令人叹绝。]

  “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Saint-Julien-le-Pauvre）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17页）[Saint-Julien-le-Pauvre应译为“穷人”于连（尤利安）。]

  “在《菲丽和芙洛拉之歌》中，两个女主人公，一个爱上了教士，一个爱上了骑士，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既符合科学，也同传统的看法一致，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比骑士更为擅长（Le clerc se réveile à l'amour Plus apte que le chevalier）。’”（30页）[当译“教士证明自己在爱情上，比骑士更为擅长。”此翻译极端令人无语。]

  “当阿伯拉尔指明…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l’Areopagite）毫无关系时……”（38页）[译者竟然把areopagite（雅典最高法院大法官，judge of the Areopagus）翻译成‘艾罗帕齐特’。看来译者不知道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Διονυσιος ο Αρεοπαγιτης)是谁。]

 “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 Deus 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48页）[“Cur Deus homo”应译为“为什么上帝化身为人”，我开始有点怀疑那个副教授懂不懂拉丁文了。]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liberal arts）。”（55页）[liberal arts当译“人文学科”。]

  “‘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56页）[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意思大约是“技艺是产品生产的正确方法”。]

  “中世纪末期那种狂热（flamboyante）的经院哲学，它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谟、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视。巴曼克式(baroque)的经院哲学……”（85页）[flamboyante 当译为“华而不实”，baroque“巴洛克”翻译为“巴曼克式”也令人匪夷所思。]

  “由此教堂也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绑在一起，因为知识分子不得不请求教皇赐予领地（bénéfices）。”（88页）[bénéfices当译“教士俸禄”。下文将“圣俸”译为“领地”的不计其数。大学讲师都可以作封建主了…无语。]

  “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89页）[当译“圣方济各反对阻碍守贫、简朴和与卑微者情谊的那种学识”。天哪，被译得面目全非啊。]
   ……

   我对于西学当然是外行了。不知道“张弘”是何方神圣。他在《译者序》中说：“书中少数拉丁词语的翻译，得到了历史学博士王乃新副教授的帮助，译文经上海外语学院的卫茂平副教授的仔细校订，译著的问世还得到了商务编辑部始终如一的关怀，并此谨致谢忱。”呜呼，国内顶级出版社和大学西学教育的水平竟是这种程度吗？
   （卫茂平何许人也？“只知道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系主任。博士在海德堡念的。他现在到处参加中外德语各种会，还以为他很牛……当时想报海德堡的时候觉得既然他都垄断了赴海德堡中国学生的生源，就作罢……怨念啊。”感谢白羽女史的信息）
     无由来想起杜维明在哈佛对唐德刚说：“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好东西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现在该轮到西方人来学学我们中国的好东西了。”唐德刚深韪此言。呜呼！无知不可悲，对于自己的无知无知方可悲。

“认识上帝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甜蜜的体验。”
Optimus modus cognoscendi Deum est per experientiam dulcedinis
             St. Bonaventura《〈箴言四书〉注解》III.d35,au.q1,ad5

 

“你的沉思应从你自己开始，不要徒劳地向外寻觅而忽略了自己。”
           光明谷的圣伯纳德致教宗Eugenius III(1145-1153)的信

 

不读书，光骂人，是卑怯的表现
有人说，真孔子是没有的，有也没有用。我觉得，跟这种人讨论，才最没有用。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

 风水呀风水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五行类共收书130部，485卷，相宅相墓书只有十种。《新唐书.艺文志》丙部五行60家，收书160部，647卷，相墓书只有十种，且《隋志》所著录的四种书（《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一卷）均已亡佚，可见唐代三百年，风水思想没有发展。谈五行的李淳风、吕才、一行和尚、司马头陀等，也不大受社会重视。
    宋代五行风水思想大为发展。《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收书853部，2420卷。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五行类收书30种1114部，3339卷。单是葬书就有149部，498卷。依托诸葛亮有二，依托郭璞有八，乃至于黄帝、赤松子、淮南王、庚季才、李淳风、吕才、司马头陀等均有书。王殊是艺文作家，有《地理新书》三十卷。蔡元定是理学名儒，有《发微论》一卷。朱熹是一代名儒，皆笃信风水，选墓迁墓，惟蔡元定指教是听。绍熙五年 (1194)朱熹一再上书争论宋孝宗陵寝选地失当，至于说:“不复广询术人，以求吉地……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宋社血食久远之图。”

 

       照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记，朱子十四岁丧父，逾年葬于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四十岁丧母，停灵四月始葬。四十一岁迁父葬于白水鹅子峰下，作《迁墓记》。朱作《母祝孺人圹记》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远。《文献通考》说：“近时朱公元晦，听蔡季通预卜寿寝，门人裹粮行绋，六月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是朱子本人和父母就有三个墓地，为了广占风水地，就顾不得子孙扫墓的便利了。陈三立父葬南昌西山，母葬杭州牌坊山，本人却定居于南京，大概在模仿朱子的行事。